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倓虚法师

   倓虚法师(1875—1963)中年出家,随近代天台宗高僧谛闲法师修学,在兴办佛教教育,建设佛教道场方面有突出贡献。1925年,谛闲老和尚向倓虚传天台宗第44代法卷,倓虚法师成为天台宗第44代传人。
 
     在清末民初那一段时间,华北(包括东北在内)的佛教非常衰微。并不是华北没有寺院,也不是寺院中没有僧宝,而是僧宝不弘法,才造成了佛教的衰微。华北的佛教,历来都以北京为中心,在倓虚法师所着的《影尘回忆录》一书中,有一段民国初年北京佛教情况的记载:
据佛教会登记调查,全北京城,大小有一千一百多处庙,在这么多庙子里,没有一处请法师讲经的,而且听经的时候,他们连听都不听。因为清朝以来,北京的旧风气,都是以经忏和交际为主,如果能经忏佛事拿得起来,再能交上某督抚,或提督或王爷,就成功了。所以,他们的生活都很舒服,然而却没有人发心来弘法。
首善之区的北京如此,偏远之地的东北可想而知。一直到民国十年(一九二一年),出身于四明山观宗学社的倓虚法师到东北「办僧学」,东北广大地区才有了弘法的法师。要了解倓虚在东北弘法的经过,须先自他早年出家说起。
   释倓虚,俗姓王,名福庭,出家后法名隆衔,法号倓虚,他是河北省宁河县北河口北塘庄人,清光绪元年(一八七五年)出生。
宁河县位于天津百里之遥的海滨,由于靠海,所以土地碱性重,不能耕作,居民世代以晒盐为生。后来由于人口增多,盐滩不够晒,一部分人改行捕鱼,一部分人泛船贸易,往返于山东、奉天一带贩卖粮食。倓虚的父亲王德清,就是以泛船贸易,到各地做买卖为生。
倓虚的母亲张氏,在未生倓虚前已生了七、八胎,都没有养大,三十六岁时又生了倓虚,倓虚是他父母唯一存活的儿子。到了十一岁时,才进入私塾读书,本来当地人家的孩子,多数不入塾读书,小时候游荡,大一点就随大人干活。倓虚是独子,他母亲怕他随着村童去打鱼摸虾出意外,才送他入学塾中。倓虚的天分不高,常因背不出书捱老师的打。他人又老实,不敢逃学,只有常常装病不到学塾去。就这样,断断续续读了四年书。
十四岁时,母亲送他到一家字号益隆智记的铺户学买卖,学了半年,他觉得乏味,就辞职回家。在家赋闲了两三年,看了不少的章回小说,如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榜》等。十七岁时,他母亲为他娶了亲。那时是光绪十七年盛暑,当地闹时疫(霍乱),村中死了很多人,他一家人命大,没有被传染。婚后数年间,他迷上了外道,想学「长生不老」之法。什么金丹道、西华堂、归依教,以至于基督教、天主教他都入过;什么炼丹、运气、点窍也都学过,最后他发现全是骗人的,所以都放弃了。
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,他做过买卖,到军营中当过差(记帐),逃过难,做过工,还摆过卦摊。其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、义和团之乱、八国联军入侵、日俄战争等事件,直到光绪三十一年(一九○五年),他才有一分安定的工作,那是在营口一所宣讲堂任宣讲员,后来转任督讲。
在以上十年间,他家庭中也发生了极大的变故,他二十岁时父亲逝世,二十六岁时母亲病故。在此期间,他的长女、长子也相继出生,光绪三十四年(一九○八年),他把家眷也迁到营口。他在宣讲所那几年,有暇就看医书,在中医药方面颇有心得。家眷迁到营口,生活担子加重,为了生活问题,他离开了宣讲所,凑钱开了一家中药铺,字号是东济生。他在药铺里,一方面行医,一方面看善书,也研究佛经。
他那些年朝夕研读的,是《楞严经》。还有几个志同道合,一同研读《楞严》的朋友,其中最热心的是刘文化。刘文化曾特别到北京嘉兴寺去请《楞严》回来大家阅读,到后来他就有了出家的心愿。四十岁时,曾到北京附近的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,向宝一老和尚请求出家,但别人对宝一说:「他是营口的名医,有妻子儿女。」宝一和尚没有接受。到了民国六年(一九一七年),他已经四十三岁了,感觉到人命在呼吸间,世网萦缠,终无了期,便毅然放下一切,假藉回家修坟墓,就这样离家到了天津。
他到天津的清修院,找到一位他在红螺山认识的清池和尚,要求出家,清池以他已研究佛经多年,应该拜一位尊宿为师,就带他到涞水县的高明寺,求纯魁禅师代他已入寂的师兄魁印禅师收倓虚为徒弟。这位俗名王福庭的中医先生,就在高明寺剃度出家了。剃度后,仍随清池回到天津清修院,他虽然年已四十多岁,但未受过戒,仍是沙弥身分,在清修院打鼓撞钟,收拾佛堂,打扫院子。
倓虚出家那一年的秋天,宁波观宗寺的谛闲法师传戒,倓虚认为机会难得,于九月间南下宁波,在观宗寺受具足戒,受戒后就留在谛闲法师所办的佛学研究社,学习天台教法。他在社学习期间,发愤忘食,十分努力。很受到谛老的重视。事实上,谛老也因为弟子多是南方人,北方佛法衰微,他希望能培育出几位北方弟子,以复兴北方的佛教。
民国七年(一九一八年)三月,北京的佛教居士们发起「戊午讲经会」,推徐蔚如居士专程南下,请谛闲法师到北京讲《圆觉经》。谛老以倓虚是北方人,带着他去,语言沟通上方便些。另外同去的,还有仁山法师和戒莲法师。谛闲在北京,一部《圆觉经》讲了三个多月,蒋维乔和江味农两位居士记录了一部讲稿,谛老为之题名为《圆觉经亲闻记》。七月间,谛闲师徒南返,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、铁路督办蒯若木合赠了二仟银元,其它居士也各有馈赠,谛闲后来以这笔钱把观宗寺的「佛学研究社」,改为「「观宗学社」,成为当时一所很有名的僧教育机构。这次的北京之行,倓虚也和叶恭绰、蒯若木、蒋维乔、江味农、徐蔚如等诸大居士缔交。以后他的弘法事业,得到这些人的护持与支持。
倓虚回到观宗寺,在观宗学社又苦学了两年。民国九年(一九二○年)秋间,三年修学期满,辞别谛老行脚参访,与观宗寺派往北京请藏的禅定和尚同行。禅定为了筹募请藏时要缴的印费,偕倓虚向当时的段执政祺瑞募化了一千元。以后请藏的事有禅定办理,倓虚应北京佛教筹赈会主任马冀平之请,到河北省井陉县城(现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)的显圣寺讲经一个月(井陉是倓虚大师讲经生涯的开端)。请经结束,回到营口,探视先前一同研究《楞严经》的朋友和妻儿。后来他的妻子也皈依念佛,翌年第四个儿子王维翰也发心出家,就是后来在北京极乐寺任住持的大光法师。这都是这次回家的度化之功。
他和禅定和尚到北京时,原本是禅定介绍他到奉天的万寿寺协助方丈省缘办僧学,结果到了营口,他早先宣讲所的朋友和一同研究《楞严经》的朋友,如王志一、陆炳南、于春圃等,都鼓励他留在营口弘法,大家支持他建立一所楞严寺,以为他们当年共同研究《楞严经》的纪念。因缘诚然不可思议,他那班朋友都没有什么经济力量,但无意中得到一位信佛的善士姜轶庵资助,以六千元买下一块七十亩的土地,这样建寺的事就有了头绪。但以建筑费一时尚无着落,他先到奉天万寿寺去办僧学堂。在东北他又认识了几位居士,都捐了钱,陆炳南等人在营口也找到一些慈善人士捐助,这样楞严寺就开始兴建了。前后经过了十年之久,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《楞严寺》竣工了。倓虚不去任住持,他推荐了时任宁波天童寺方丈的禅定和尚,到营口楞严寺充任十方选贤的首任住持。
另一方面,他在奉天万寿寺佛学院任主讲,前后三年,讲完《佛遗教经》、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八大人觉经》等十部经,其间到过东北如哈尔滨、海城等大城市去讲经,还收了许多皈依弟子。东北以往没有讲经的法师,他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,这使他在东北声誉日着。
民国十二年(一九二三年)放寒假后,他在万寿寺主讲三年已满,应哈尔滨信众之请,讲《楞严经》。这时,佛教的大护法朱子桥将军,担任东北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,开会欢迎他。当时哈尔滨有一位时任中东铁路稽查局长的陈飞青居士,早在一年多前就和倓虚商议过,要在哈尔滨建一所寺院。这时他到了哈尔滨,机缘成熟,建寺的工作已经开始,他就出任了这座「极乐寺」的首任住持,并负起继续兴建的责任。
极乐寺的兴建,在朱子桥、陈飞青、以及北京的叶恭绰等大护法的支持下,工程进行得很顺利,到民国十三年(一九二四年)八月就全部竣工了。不但如此,还在山门内两侧空地上建了十多间瓦房,办了一所极乐寺佛教学校。
倓虚在极乐寺担任了六年住持。其间,营口的楞严寺还没有竣工,在长春又兴建了般若寺。奉天万寿寺的佛学院、北京弥勒寺的佛学院也都请他去讲经。他就在这几个地方往来忙碌。民国十八年(一九二九年)四月间,还在极乐寺传了一次戒,请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和尚到了东北,担任得戒本师和尚。倓虚在观宗寺的观宗学社受学时,谛老以他系北方人,在社中品学兼优,对他十分重视,目的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在北方弘扬佛法。如今他果然达到了老和尚对他的期望,自然十分欢喜,亲写了一统嫡传天台宗第四十四代法卷传给他,倓虚于此继承了天台宗的法嗣。
传戒结束,送走了谛闲老和尚,他六年住持期满,准备退座,与地方诸大护法开会,推多年在极乐寺协助他办事的定西法师继任住持。定西法师就是与他在营口一同研究《楞严经》的于春圃居士,依宝一老和尚出家,初名如光,后来改名定西。
交卸了哈尔滨极乐寺的住持,倓虚又到长春去忙般若寺的兴建。般若寺兴建的起因,是早在他数年前到长春讲经时就种下了。那次他在长春讲《金刚经》,地方护法居士丁树敏、张子元、马靖东等发起建寺。以建寺之缘由于讲《金刚经》,所以就定名为「般若寺」。但由于筹款不易,工程断断续续。中间一度因为长春开马路,原先建的为社会局赔款征收,又选了一块地重建。直到倓虚去住持后,工程才加速进行。同时有一位早年在奉天万寿寺作学僧的澍培法师,在般若寺协助照应。
民国二十年(一九三一年),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,日本军占领东北,倓虚以般若寺工程未了,一时不能脱身。民国二十一年(一九三二年)二月,他接到朱子桥由西安发来的电报,促他到西安去弘法,他借机把般若寺的住持交由澍培法师继任,偕同一位景印涵居士经北京到西安去了。
那时西北的佛教有两位大护法,一位是辞官不作、专办赈济事业的朱子桥居士,一位是陕西当地人,曾任过财政厅长的康寄遥居士。那时西北的佛教十分衰微,由于朱、康两位居士的提倡,加以倓虚到西安讲经,还和当地的一位华清法师在大兴善寺办了一所佛学院,所以西安的佛法一时有兴旺起来的迹象。他在西安停留了半年多,由于是年七月谛闲老和尚在观宗寺圆寂,他接到通知称九月发龛,要他务必参加,他就离开西安到宁波去了。
到宁波奔过谛闲老和尚的丧,叶恭绰居士在上海设斋欢迎他,席间叶居士请他到青岛去兴建一所寺院。青岛早年是一个小渔村,后来辟为商埠,就日益繁荣。德国人占驻后,大力建设,使青岛成为国际商港。民国二十年(一九三一年),叶恭绰和陈飞青两位居士到青岛避暑,见青岛市面繁荣,耶稣教和民俗外道盛行,独独没有中国寺院。他和当地人士开会讨论,要在青岛兴建一所寺院,他并当场认捐一万元。当时的青岛市长胡若愚还拨了一块公地。叶居士那时曾函约倓虚到青岛去负责筹建,倓虚以长春般若寺工程未完而辞谢了。这一次在上海见面,叶居士旧话重提,倓虚推辞不得,就承担了下来,这就是他到青岛去开创湛山寺的因缘。
青岛的湛山寺,规模极其庞大,自民国二十三年(一九三四年)动工,直到民国三十六年(一九四七年)才告一段落。这其间,有无数的佛教信士发心施助,众志成城。最感人的,是一位军人出身的王金钰居士。他独任了兴建大殿的费用,还把他青岛市区一幢高级住宅,捐给湛山寺作为精舍。还有佛学家周叔迦居士,他们弟兄几个捐建了湛山寺的药师塔和藏经楼。一位台湾人林耕宇居士,独立建了山门,并捐款数十万元,做了寺内各大殿的台阶、栏楯等环境工程。可是到了湛山寺工程完成的时候,大陆内战也糜烂不堪,翌年——三十七年三月底,倓虚离开青岛,经上海到了香港,从此未再回过湛山寺。万法无常,于此可见一斑。
他赴港的因缘,也是由叶恭绰居士而起。民国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年),大陆许多学僧逃难到香港,无所归依,有些被诱入了基督教的道风山宗教研究院。后来,乐渡法师发现早年宝静法师创办的「弘法精舍」空置未用,乐渡与精舍董事王学仁、黄杰云、林楞真等,一同找到了在港隐居的叶恭绰居士,相商在弘法精舍设立佛学院,以收容在港学僧,请倓虚法师主持。后来由叶恭绰和乐渡分别致电青岛,倓虚始由山东飞锡南下,在弘法精舍中设立了「华南佛学院」。
佛学院由叶恭绰、王学仁、黄杰云、楼望缵、林楞真五位居士组成董事会,每月支持佛学院经费港币一千元。倓虚任院长兼主讲,原预定收学僧十名,后来以大陆涌入香港的学僧过多,都想进入佛学院,这样就增加到二十一名。倓虚要求董事会每月又增加了三百元的经费。学僧们种菜打柴,以补经费之不足。是年,倓老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,除授课外,每星期日到东莲觉苑讲《法华经》。他为每次节省一毫洋的渡船费,买二等站票渡海,精神令人感动。
一九五二年,第一届学僧毕业,老和尚向董事会辞院长职。董事会恳留,佛学院又续办了第二期,也招收了二十多名学僧,到一九五四年毕业,是年老和尚已八十岁,再向董事会辞职。各董事恳请老和尚常住弘法精舍,佛学院改为研究性质,学僧在院以自修为主。
一九五八年,老和尚创立了「中华佛教图书馆」,搜购得七部《大藏经》及散装经书二万余册,全日开放,任人借阅。这时老和尚已八十四岁,每星期日在图书馆讲《楞严经》,风雨不误,而听众座无虚席。
一九六三年春间,一部《楞严经》讲完,又应四众之请,继续讲《金刚经》。讲到夏历五月,感到身体疲惫,气弱胃呆,饮食减少。《金刚经》讲到第十七分就停讲了。夏历六月初一,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,二十二日下午,在大众念佛声中,结跏趺坐入寂。是时为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一日。世寿八十九岁,僧腊四十六年。